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王阳明说，人为了生存，难免要追求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诸如金钱、名利、地位。不过，有的人在“良知”的指导下追寻这些，或者说，他们只是在追寻我们本身固有的良知，而有的人却是在一门心思追求那些外物。
在王阳明看来，追逐外物，就像是一位君王想要个国防部部长，但他不下令委任，却要自己去担任一样。当别的部门缺人时，他又跑到别的位置去坐着。君王就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永远盯着那些外物，必然会累得死去活来。
王阳明说，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就会和你一起沉寂，也就是说，你的态度决定世界!
心学的最大妙处在于：我们可以在身心幸福的情况下追逐外物，前提是我们要有“致良知”的思想认识。所谓“致良知”，就是在做事或思考时，用良知来指导自己。也就是说，用我们那并没有丧失本体的心来指导我们去做事、思考。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的心学不仅是身心灵修行的法宝，还是治疗我们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
钱穆列出读《传习录》七点大纲：
(1)良知、(2)知行合一、(3)致良知、(4)诚意、(5)谨独、(6)立志和、(7)事上磨炼。
1、良知
讲及王学，最先联想到的是“良知”，“良知”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呢？
《传习录》上说：知善知恶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只从人心上发，除却人心，便不见天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
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生，那生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生者都是善，一切摧生者都是恶。
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爱，那爱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爱者都是善，一切摧爱者都是恶。
那一番求生、求爱的心，以自然明觉而发见，那便是良知，良知便是自然明觉，所以明觉的则称天理。若舍掉良知，又何从见天理?何从别善恶?
《传习录》上还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所以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如此说来，人心即是天理。人心自然能明觉此天理。
2、知行合一
讲王学，除良知外，要说的就是“知行合一”了。
阳明说，《大学》中指出个真知行给人看。像“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看到美色属知，喜好美色属行。只要看到美色之时，心中就已经爱好了。并不是看到后又另外立一个心去爱好。闻到难闻的气味属于知，厌恶难闻的气味属于行。只要闻到那难闻的气味时，厌恶之心就已经有了，并不是闻到后又另外立一个心去厌恶。如鼻子塞住的人虽然看到了难闻的东西在眼前，但由于鼻子闻不到，也就不很厌恶。也只是他不曾知(闻到)难闻的气味。
就像说某人知道孝顺父母，知道敬爱兄长，必定是这个人已经在行为上表现过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了，才可以说他知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难不成只是懂得说一些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话，便可以称为知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又比如知道痛，必定是自己已经痛了才知道痛;知道寒冷，必定是自己已经遭受了寒冷了;知道饥饿，必定是自己已经历过饥饿了，知与行怎么能分得开?
这就是知行的本来面目，不曾有自我的私欲所隔断的。圣人教导人，必定要如此，才可以称之为知，不然的话，只是不曾知。这里是何等紧要切实的功夫啊!如今却非要固执的说知行要分为两个是什么用意?而我又说知行是一件事，又是什么用意呢?如果不懂得立言的主旨，只管说什么一个两个，又有什么用?
这是阳明论“知行合一”最剀切的一番话。原来知行在本体上本是合一的，知行之不合一，只为有私欲隔了。要恢复那不曾被私欲隔断的本体，便是朱子所注《大学》上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阳明又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又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
此处所说的“精”与“一”，便是上文讲的“纯”，便是不曾被私欲隔断的心体，那心体的流露便叫天理。只是一段自然的流露，而人们强把这说成知、行两字，所以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讲王学的人，只要真认识那些隔断本体的私欲，自然能领会得到他所说的“知行合一”的本体。
3、致良知
讲王学，第三个要让人想到的便是“致良知”。 “致良知”即是“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胸中”的方法。
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原来“致知”只是要此心不为私欲私意所阻碍，只是“要此心纯是天理”。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
“理之发见处”，即所谓“良知”。
尔哪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要明得阳明所谓的“良知” 。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须得牢记阳明所谓的“精一”和“纯”，又须得牢记阳明所谓的“一则诚”之“诚”。所以，讲王学的良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便不得不讲王学里所谓的“诚意”和“立诚”。
4、诚 意
阳明说：“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
又云：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红垆，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
他又说：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
阳明常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指点知行的本体，可见知行本体实只是一个“诚”字，诚意之极，知行自见合一，便是真能好恶的良知。
阳明自己说：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诚意来说，正是学问大头脑处。
5、谨 独
阳明讲“诚意”又讲“谨独”。
王阳明是心学的创始人，他的“谨独”也就是他的致良知思想，也即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知行合一。慎独是在《大学》《中庸》中最早提出的，是指古代的一种修养方法，也即即使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的地方也要注重自己的行为，严于自律，注重道德修养。二者共同处在于强调自身的自律性，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
曾国藩在临终之时，曾经留下一篇遗嘱，以教导自己的后辈，其中一共列了四条，第一条就提到了 “慎独 ”，我们看下原文：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在这里，曾国藩先生将 “慎独 ”定位为 “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其重视程度之高，发人深省。曾国藩是从 “人无一内愧之事 ”的角度来看待 “慎独 ”的，只有 “内省不疚 ”，才能让 “此心常快足宽平 ”。
所谓的生命历程，实质上不过是心的体验历程，能有一种准则可以将此心安置在一种 “常快足宽平 ”的境地，这种准则足以成为一生遵守不渝的圭臬，这个圭臬正是 “慎独 ”。
阳明先生对 “慎独 ”的解释，他首先认为，人无论是密室独处，还是处于闹市通衢，你心中的 “知 ”都是你自己的 “独知 ”，并不是说你处于热闹的境地，就可以有别人来代替你去 “知 ”。
点破这一层，才能显现出个体的 “知 ”的独立性和可贵性，换用一种诗性的语言来描述，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孤独而高贵的，因为每一个心灵都主宰着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止起息，而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
不过语言说得再精巧华美，也不如让人反躬自省到自己内心上来得切实，如果我们肯静下细思，会领悟到阳明这里所表达的意思，社会的礼俗，外在的规章制度，充其量可以限制约束人的外在行为，但是你内心真正的意念，只有你自己知道，人在面对自己心中的念头时，真的是掩无可掩，逃无可逃，避无可必，而 “慎独 ”所 “慎 ”的正是这个自己独知独见的心中意念。
人只要是在清醒的状态，心中就会持续不断产生意念。人的这种心体状态，很像那些流淌不息的河流，前念刚灭，后念又生，心中断然不会有什么真空期，这种景况，空说无用，大家还是自己体验一下自己的心体。看能否做到在清醒时保持心中什么念头都没有。
“戒惧 ”就是在心中念头升腾之时，上前去帮持一把的那个功夫，他虽然也可以被称之为念，但是他更像是足球场上的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主要工作是不断地吹哨举旗以规范心中念头，保证心念升起之时不要犯规，缺失了这个公正的裁判员，心中的念头不是踢假球(流于自欺)，就是故意犯规(流于恶念)。
6、立志
阳明讲诚意、谨独，又讲“立志”。
他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
又说：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他又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有人问怎样立志。
阳明先生说：“只要念念不忘存天理，就是立志。能时刻不忘存天理，日子一久，心自然会在天理上凝聚，这就象道家所说的‘结圣胎’。天理的意念常存，能慢慢达到孟子讲的美、大、圣、神境界，也只是从这一意念存养扩充延伸而达到的。”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如树之根牙。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
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功夫。
他又说：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
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
讲王学的人，只要先辨一个真切为善之志，专一在此，更无别念挂带，便是良知栽根处。从此戒慎恐惧，从谨其独知处下手。别人不知，只我自知处，是谓独知。若能从独知处下工夫，时间久了，自能见意诚境界。意诚了，自然就能认识“知行合一”的本体。识得此体，自然能领悟到自己的良知。
7、事上磨炼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
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
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这样说来，既不偏在心，也不偏在物，他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超过朱、陆之处。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 “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阳明晚年讲学，特地要说一个“必有事焉”，惟其有事，乃有心与物可见。看便是一事，只因此一看，便见此心和岩中花树同时分明;若无此一看，则此花与心同归于寂，何尝是说舍却视听声色事物感应独自存在了这一个心?
阳明只说心无无念时，天机不息;除非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如何能不闻不见;只待闻与见，此心与外物便同时分明。
故说“心无内外”，只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这是王学折衷朱、陆，打通心物内外两端的精神所在，这里才见得是阳明精一之训。阳明平素教人，只指出天理、人欲的分别，不主张有内心、外物的分别，这是王学的高明处。
现在再看阳明所谓的在“事上磨炼”，究竟是指的什么。传习录又有陆澄问一条：
陆澄曾经就陆九渊关于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现点请教于阳明先生。
阳明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只是包含在人情中，其关键只在于‘致中和’，‘致中和’又只在于‘谨独’。”
据此可见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炼”，也只是磨炼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换一句话说，便是磨炼自己良知的感应，便是磨炼此知行合一之本体。陆澄又接着说：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
这段把“事上磨炼”指点得更亲切。我们若捉住此等教训，何至再有所谓“现成的良知”。讲王学的人，只不要忘了龙场驿的忧危和征濠后的谗讥交作，便自明得先生这里所谓“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的意义和来历。先生又说：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原来，阳明所谓“事上磨炼”，还在一个“存天理，去人欲”，叫自己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不要过分。这便是所谓“中和”的地位，便是阳明所谓的“心体”。
但是“心体”如何识得，如何呈露呢?陆澄又有下面一段的问答。
陆澄问：“好色、好利、好名等心思，固然是私欲，像闲思杂虑，为什么也叫私欲呢?”
阳明先生说：“闲思杂虑毕竟也是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产生起来的，只要自己寻找它们的根源就可以发现。就像你心中肯定知道没有做抢劫偷盗勾当的念头，为什么呢?
因为你原本就没有这种念想。你要是对于货、色、名、利等念头，全部像不做抢劫偷盗勾当的决心一样坚定，都消灭了，只剩下清清静静的心的本体，看一下还有什么闲思杂虑?这就是所谓的‘寂然不动’，就是‘未发之中’，就是‘廓然大公’。自然会‘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如是则要心体呈露，还是免不掉一番洗伐克治的功夫，所以阳明说：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不论有事无事，只是个“必有事焉”，只是个“存天理，去人欲”，只是要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一个未发之中和发而中节之和。这是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炼”。
我们若能明白他所谓的“事上磨炼”，也便能明白他所谓的立志，谨独，诚意，和致良知；同时也能明白他所谓的良知和知行原自合一的本体。
以上七点，总算把王学大纲，约略写出了一个大概。
阳明那主张一元论的倾向，和那折中融会的精神，及其确切明显的宗旨，都可以窥见王学的一斑。尤其是在他重“行”这一点上，不仅能显示出他的为学精神，其学说的全部组织，也集中在这一面。
所以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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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乃是天之所定，不在道理之中。道理乃是人之所论，很多的道理，诠释不了人生。故而，上等人讲天理，中等人讲道理，下等人既不讲天理也不讲道理。情理的基本意思是：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情理和道理是相戚相关，相生相发的关系，而中国社会更习惯于以情理的方式来运行。
天理不允许科技发展,等于扼死文明。 至冬作为现存七国的科技天花板,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文艺复兴,自然不满这种制度。
七步诗
曹植 〔两汉〕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
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本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全诗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中有提醒和规劝，这一放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当然此诗的风格与曹植其它诗作不一致，因为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欣赏。
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天地之间的伦理，遵守社会道德。
二程悟出的这个“理”或者“天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法则”。
我们现在说“天理何在”、“天理不容”，就与二程有关。程颢说过：
“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因为程颢悟出了“天理”，所以他的学说就被称之为“理学”。他的弟弟程颐也有贡献。一般认为他们两兄弟的思想比较接近，不好绝对分开，但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一个看法：哥哥程颢的思想偏重于“心”，由后来由陆九渊继续，王阳明完成，称“陆王心学”；弟弟程颐的思想偏重于“理”，由朱熹完成，称“程朱理学”。
二程悟出的这个“理”或者“天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法则”。
所谓天理是人们的一种愿望。是指有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地上找不到公理，只有到天上找公理了。这是人们在绝望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实所谓天理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人们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大家所公认的道理就是天理。
所谓人道，是指爱护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关怀人的幸福，保障人的自由为原则的人事和为人之道。也是大家必须自觉遵守的社会公德。
在社会上，不遵守社会公德，不尊重生命，不懂得关怀别人的事时有发生，必须受到批判和摈弃。
出自《道德经》：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君子在人生旅途上始终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的根本上。
“辎”音资。“辎重”是古代一种将帅乘坐而有帷盖的大车。“辎”是一种运载轻物之车，“重”是运载兵器粮草等重物之车。古代军队行军打仗，皆有辎重车随后，相对於兵士驰骋疆场作战而言，辎重车静守不动。这句经文是借物喻道，是说君子终日行事，料理朝政，当以静与重为本。
君子是才德出众之人，其动静语默之间，皆有天理流行之妙。做人行事，皆以道德伦理为重。应事接物，均以仁义为重。出言无不是从静心中发出，作事无不受静心的驾驭，终日如此言行，这便是“终日行，不离辎重”之义。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1.于法，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衡量。法，一般是指国家的各种法律，如刑法，民法，婚姻法，合同法等等国家众多的法律都属于法的范畴。于法，是根据这些法律来衡量。
2.于理，指的是根据天理来衡量。理指的万物之理′，天下万物皆有其自然之理，这就是天理。
理和天理当然不一样了，理是指一种法则，就是维护大家的一个简单的定律。也是面对是非时用来衡量对与错的天平。天理则不同，天理是维护大家权益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当权益受到威胁时，用来束缚对方的手段。当然现在是法制社会，要想保护好自己的利益，还是要靠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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